这是一个高消费、高税收的国家，劳工享有悠长的假期和丰厚的社会福利。主流经济学认为，像瑞典这样的国家不利于企业成长，因为高税收会降低企业家的盈利预期，进而挫伤他们的创业积极性。而研究也表明，一个国家的人均政府支出越大，这个国家创业企业的比例就越低。
但瑞典是个例外。这个人口仅千万（全球排第89位）的国家盛产创新企业，音乐流媒体平台 Spotify、在线支付公司Klarna、游戏公司King等世界级企业都在瑞典创立。斯德哥尔摩“科技大牛”的密度（市值超过十亿美元的科技公司的数量/人口）仅次于硅谷。整体而言，瑞典每1000位雇员就对应着20家创业企业，在美国这个数字仅为5。OECD 经济学家Flavio Calvino 告诉我，“在瑞典，创业企业的存活率高，且发展快”。一项针对18-64岁人群的调查发现，65%的瑞典人认为他们国家的创业机会“好”，在发达国家中，这个比例是最高的，美国仅有47%。
创新创业，对一切追求效率、就业以及活力的经济体而言，都至关重要。在美国，尽管创业的激情还在，行动却明显迟缓了——如今创业企业在美国企业的占比为8%，而在1978年这个比例是15%。在瑞典，情况恰好相反。1990年代以来，瑞典加快了创新创业的步伐，近两年经济增速更达到4%和3%——较之增长低迷的美国，可谓“大跃进”；也比其他欧洲国家也快得多。那么，瑞典到底做对了什么呢？
可以从几个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，不过都绕不过过去30年的瑞典变革。1990年代以来，瑞典放松管制，释放出创业企业与既有大企业竞争的空间。经济学家熊彼得认为，当“创造性的毁灭”发生时（亦即创新力量取代旧产业时），经济才会繁荣。但摧枯拉朽并不容易，曾经瑞典也是个严格监管经济的国家，公共事业单位垄断了市场。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金融危机的爆发。
危机爆发后，瑞典增速下沉，失业率飙升，政府为避免货币崩盘，甚至将利息上调至500%。改革势在必行。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Lars Persson告诉我，为提振经济，瑞典政府着手给电力、电信、铁路、民航、出租车等行业松绑。限制取消后，各行业的费用降下来，吸引了更多消费；部分公共服务，如养老和基础教育，则外包给私营机构。1993年，新“竞争法”出台，明确限制大并购及反竞争行为。“我们的经验是，只要市场不形成垄断，新的企业就会进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