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在今天要重建北京城，一个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就是喜仁龙的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。
这本写于1922年的书，以精准的测量和诸多实地拍摄的照片，真实再现了那个时代北京遗存的城墙与城门的面貌。瑞典人喜仁龙挖掘中国历史文献中对城墙城门的记载，勘测丈量每一段城墙、每一座城楼的尺寸，观察记录城墙、城门及周边街市乡野的现状，实景拍摄城墙城门的照片，精细绘制了城门各种角度的建筑细节图。
喜仁龙在史料中钩沉，一个个精准的数据，是他写作中尤为注意的。但是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并不是一本纯粹的测绘数据书，而是充满了作者的观感，几十年后的我们再翻开这本书，就像是看向一颗将时间和历史凝固的水晶球，好像晃一晃，迷蒙的雾和雪花就能落下：“当清晨的薄雾笼罩着城市，城市就像冬日里灰蒙蒙的海洋被止住了向前翻滚的波涛；屋顶那上下起伏的有规律的节奏仍然依稀可辨，但运动停止了，整片海仿佛被符咒定住了……晨雾慢慢消散，幻景逐渐消逝——城墙上的士兵吹响了尖锐的号角，向街上匆忙瑟缩的人们宣告，民国十一年的又一个匆忙的日子的到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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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德胜门城楼门洞所见街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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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门城楼及瓮城中等待火车通过的人群。
学者赵珩谈到，一般的考古发掘报告语言都是很苦涩的，但是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中融入了作者的感情。他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感召，北京的晨曦、黄昏、各种建筑和景象，乃至物候的变化都在喜仁龙的脑中形成意象，并最终以一种包含深情的语言来描述，他是阶段性地融入到一种文化中。
喜仁龙以城墙与城门为观察和研究对象，他谈到：“我之所以撰写这本书，是鉴于北京城门的美，鉴于它们对周围古老的建筑、青翠的树木、圮败的城壕等景物的美妙衬托，以及它们在建筑上所具有的装饰价值。这些城门中仍有一部分可视为北京的界标，它们与毗连的城墙一起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座伟大城市的早期历史。它们与周围的景物和街道，组成了一幅幅赏心悦目的别具一格的优美画图。”
喜仁龙认为，墙垣构成了中国城市的骨架或结构，墙垣比其他任何建筑更能反映中国居民点的共同基本特征。“因此，像上海这样一个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，就不能称之为城，而是一个从渔村发展起来的居民区或巨大的港埠。同样，其他几个未筑城墙的新兴商埠，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也不能称之为城或城市。”喜仁龙在写到。
喜仁龙已于1966年过世，最近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了修订典藏本的《北京的城墙和城门》，也邀请了该书的译者宋惕冰、学者赵珩参加新书发布会，值此机会，澎湃新闻就该书与城墙、城市建设等相关内容对赵珩进行了专访。
北京的城墙
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中，存53幅城门建筑手绘图纸，100多张照片。喜仁龙写到：“对于明代京城最终完成后的城墙长度，古籍中有不同的估计。些数字都不尽准确。城墙的实际总长度应为四十一里到四十二里之间，严格地说足41.26里成23.55 公里。城市平面亦非一般史料所言为规则的方形，而是 东、西墙比南、北墙短一大截，西北角被截断。”
喜仁龙将所有的城墙分段进行了测量，并留下了详细的记载，我们将部分内容摘录如下：
“德胜门至西北角之间的城墙，呈连续且不规则的曲线，衔接处参差不齐。”
“德胜门马道和城市台，重建于明晚期，使用薄砖。根据碑文记载，部分城门马道（约54米）修复于嘉靖七年。”
“第87段 40米。建于乾隆年间；砖文为：工部监督萨。”
“第92段 350米。十分平整的一段墙面；建于乾隆或嘉庆年间；砖文为‘辛巳年造’‘福金窑造’。”
这些记载详细拼凑着每一段城墙的面貌，几百段城墙有的历史久远，有的是新造，有的写着“出身”与“年龄”，更多的是憨朴而默默地挤在密密麻麻的同类中。无数的历史机缘造就它们携带着自己的历史基因，际会在喜仁龙看到并测量的那一刻，喜仁龙截取了历史的一个断面。
如今，这庞大的城墙大军早不复存在，赵珩介绍：“现在只在北京明城墙遗址